双方的较量白热化了，主将杨素都亲自登场。

他在旁添油加醋，翻出了当年的刘居士谋反案。

杨素走向台前，不再遮掩，直接指着太子杨勇说：“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杨勇）检校刘居士馀党。太子奉诏，乃作色奋厉，骨肉飞腾，语臣云，‘居士党尽伏法，遣我何处穷讨？尔作右仆射，委寄不轻，自检校之，何关我事？’”

这显然直指刘居士谋反案的背后，有着皇太子的影子，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指控。

杨素穷追不舍，继续开扒收集到的杨勇黑料，“（杨勇）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诛。今作太子，竟乃令我不如诸弟，一事以上，不得自由。”

将杨勇对杨坚的怨恨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

最后，杨素再补上神之一刀，说太子杨勇，曾经长叹一声，发出最后的感慨说：“我大觉身妨。”

这就是说面对杨坚和朝臣的威逼，杨勇感到自己生无可恋，要以死明志，以发泄对于杨坚的不满。

杨素的检举和揭发，虽然不可能定下皇太子谋反之罪，却成功地离间了杨坚父子之间，本来就风雨飘摇，危若悬线的血缘亲情。

太子杨勇，已经彻底失去了他父亲杨坚，那也是他在家庭之中，唯一可能的情感庇护。

杨坚终于公开表明自己的意见。

他说道：“此儿（杨勇）不堪承嗣久矣。皇后（独孤伽罗）恒劝我废之，我以布衣时生，复是长子，望其渐改，隐忍至今。”

显然，从杨坚的话中，可以明确看出，废立太子，独孤皇后才是幕后真正的黑手。

杨坚继续发泄心头的不满。

他说道：“（杨）勇昔从南兖州来，语卫王云‘阿娘不与我一好妇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独孤伽罗）待儿曰：‘此皆是我物。’此言几许大异。”

杨坚此话，隐藏了一层更深的含义，从道理上讲，完全可以由独孤伽罗的侍儿，推广到杨坚的侍妾，这二者一等同，其罪其心，大有可诛之处。

从杨坚这些公开记录在案的言论分析，在废立皇太子一事上，他更多地是从小家庭的关系考虑，而不是从江山稳固，政治连续性的大方向上着眼。

这种非理性的评判标准，显然和杨坚一贯的政治大局感大不相同，反而更像是一个怨妇一般，喋喋不休。

可以想见，朝堂之上杨坚的话语，大体就是枕席之上，独孤伽罗的抱怨。

杨坚继续大倒苦水。

他接着说道：“新妇（杨勇的正妃元氏）初亡，我深疑使（马嗣明）药杀。我曾责之，便怼曰：‘会杀元孝矩。’此欲害我而迁怒耳。”

一国之君，将废立太子这种国之大事，仅仅定义为小家庭中私事层面，并且很多理由，更像是莫须有之事。

这本身就说明废立太子一事，既不会名正言顺，也将引发很多不可预测之祸。

师出无名，就必然师出败北。

杨坚最后做了一个总结。

他说道：“我虽德惭尧舜，终不以万姓付不肖子也。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敌，今欲废之，以安天下。“

这是杨坚第一次在朝堂之上，明确要废立太子。

但废长立幼，于公于私，自古以来，都会引发朝臣的反对。

何况太子杨勇当了近二十年储君，又没有明显的失德之事，杨坚一朝之间，一念之起，就想废弃，并不会那么容易。

元旻就坚决反对废立太子。

他在朝堂之上，声色俱厉，辞直争强，丝毫不退让地对杨坚说：“废立大事，天子无二言，诏旨若行，后悔无及。谗言罔极，惟陛下察之。”

杨坚默然不答。

他想不到竟然有人如此不识趣，敢于当面拂逆皇帝的旨意，他在朝堂之上，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了。

在第一次测试之后，他体会到为君，也体会到为臣之不易。

但废立太子，已是开弓之箭，再无回头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