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初三举行登基大典时，乾隆便为自己设定了退休时间。

他当时昭告天下是这么说的：“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

那一年，他才25岁。

纵观中国历朝君王，寿达耄耋之年者，屈指可数。乾隆虽口头上说不敢超越他祖父康熙皇帝的在位时间，但他能不能活到这个岁数，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或许只是乾隆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寿命目标。从内心上讲，他还是很希望自己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年轻的乾隆（1711-1799）。

然而，他的这番宏愿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居然成真的了。此时退位的问题，对于85岁高寿的乾隆来说，却如鲠在喉。

01

1796年2月9日，这一天是农历大年初一，也是乾隆约定好要退位的日子。

乾隆一生共有17个儿子，或许是自己寿命太长，很多孩子都没能看到乾隆垂垂老矣的样子。到要准备退位时，他身边只有永璇、永瑆、永琰、永璘四个皇子。

这四个皇子在乾隆看来，似乎都不是继位的最佳人选。毕竟永璇是跛子，沉湎酒色，不思进取；永瑆为人吝啬，沉迷书画；永璘更是文不成，武不就；唯有永琰平庸无奇，综合实力比较均衡，作为皇位候选人，倒也不至于让人感觉难堪。

最终，乾隆决定传位于皇十五子永琰（颙琰），是为嘉庆皇帝。

关于此次禅让仪式，乾隆在心中早已演练过无数遍。但对于即将要退居二线，将帝国的最高权柄拱手相让，他还是感觉惶恐不安——从古至今，没有哪一朝的皇帝退位成为太上皇之后，日子是过得舒心的。无论是高寿如宋高宗还是睿智如唐明皇，成了太上皇之后，他们都失去了往日的光辉，等待他们的是难以适应的冷清，而结局基本都是抑郁而终。

对于掌朝60年，每天早上起床必喝一碗冰糖炖燕窝，四时按节气服用滋补食材，极注重养生的乾隆来说，抑郁而终绝不是他所希望的退休生活。乾隆永葆长青的源泉，正是他紧握在手里数十年的权力。

▲乾隆戎装像，来源：故宫博物院。

于是，在大清国历史上唯一一场在世皇帝传位给新皇帝的登基大典上，退位的乾隆明确表示，将那些因自己年事已高而无法胜任的琐事杂务、祭祀礼仪等通通交给嘉庆来完成，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方面，都是重中之重，自己岂能不问？“朕归政后，仍当躬亲指教”。

同时，他还要求：“嗣皇帝（嘉庆）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至错误。”

也就是说，成为新皇帝的嘉庆，实际上仍是空有皇帝之名的储君。

根据乾隆的指示，军机大臣也相应安排了高于传位仪式规格的退位仪式，以彰显乾隆的贵重。并规定太上皇对大臣训话时仍可使用“朕”自称，凡遇奏折行文涉及太上皇的，均需排在皇帝前面，以示尊重。所有即将上任的文武百官在离京赴任前，除了需要到皇帝跟前聆听训话外，还需要面见太上皇，“享受”第二轮帝王训话。总之，只要乾隆还没断气，他的规格永远都高于嘉庆。因此，刚继位的嘉庆，连住进养心殿的资格都没有，他只配居住在历来属于清朝皇子居所的毓庆宫。

不过，对于自己能如愿活到八十五，升级太上皇，乾隆还是心情不错的。正如他在乾隆六十年的除夕夜以皇帝的身份最后一次作诗时所写：

此日乾隆夕，明朝嘉庆年。

古今难得者，天地锡恩然。

父母敢言谢，心神增益虔。

近成老人说，六十幸能全。

对此，时年满35周岁的嘉庆皇帝也并没有表示太多的“不爽”，毕竟自己的皇位还是乾隆给的，万一老头子不高兴，废了自己也未尝不可。至此，乾隆爷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太上皇生活拉开了帷幕。

02

乾隆退位后的头等大事，就是为庆祝其禅让而举行的“千叟宴”。

千叟宴的延续，其实是乾隆为了昭示自己事事都效仿皇祖父康熙而举办的一场大型耆老宴会。在宴会的形式、次数以及与会的客人规格上，乾隆也力求与康熙无限接近。

嘉庆元年正月初四，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千叟宴在紫禁城宁寿宫皇极殿如期举行。这次千叟宴，距离上次举办整整过去了十年。尽管乾隆身为皇帝时，只举办过一次千叟宴，要比康熙朝的两次少。但乾隆以太上皇之姿举办这次千叟宴，不得不说是他内心想要超越康熙的一次展现。

在宠臣和珅的筹备下，凡年龄六十以上的文武百官均在受邀之列。事后据昭梿的《啸亭续录》统计，此次赴宴的老人达8000多人，其中不乏年过百岁的老寿星。尽管并不是每一位老人都有资格跟乾隆同桌吃饭，但所有来的人都得到了一份来自太上皇的赏赐和祝福。

▲老年乾隆（1711-1799）。

或许有感于乾隆盛世的辉煌，太上皇当天异常高兴。他不仅为前来参会的每位老人定制了专属的银牌，还特别对高寿九十以上的老人加恩赏赐朝服顶戴。

而这最后一场千叟宴，也将乾隆的光耀推向了他人生的巅峰。

从那以后，太上皇乾隆的“好日子”就逐渐消散了。

就在千叟宴成功举办后三天——嘉庆元年正月初七，一场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在湖北宜都、枝江一带爆发，无情地敲碎了太上皇沉醉在盛世的美梦。

起初，对于这场带有宗教色彩的叛乱，接到奏报的太上皇乾隆并不以为意，只是命令湖广总督毕沅带兵镇压。因为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白莲教其中一个支系以王伦为首曾发动过一次叛乱，当时的乾隆仅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剿灭了王伦等匪患。如今白莲教故技重施，着实不见得有多大问题。

不过，嘉庆元年的清王朝与乾隆年间的清王朝相比，形势更加复杂。当时除了白莲教起义之外，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等人还在乾隆即将退位之际，号召湘、川、黔交界的苗民以“逐客民，复故土”为口号，发动苗民起义，与白莲教众遥相呼应。因此，乾隆及他手下的清兵想要收复旧山河，难度颇大。

更为不利的是，由于此次白莲教起义蓄谋已久（原定于嘉庆元年三月初十起义），当起义信息传开后，各地白莲教众纷纷以“官逼民反”为由加入起义队伍中。没多长时间，这场原先局域性的白莲教起义，一下子就演变成波及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河南五省的大起义。

▲白莲教起义形势图，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白莲教起义之所以如此猖獗，除了前期的准备周密外，也离不开白莲教的影响和乾隆执政中后期日益增多的苛捐杂税。

白莲教在我国的历史由来已久。传统的观点认为，白莲教由宋代僧人茅子元的白莲宗演变而来。由于教义上存在与当时佛教观念相悖的信仰，故而被认为是邪教。但荷兰汉学家田海却认为，茅子元所创的白莲宗，其实与明清时期的白莲教并无瓜葛。后世白莲教的盛行，全然是统治者们出于需要，将此类借助宗教宣传的叛乱都攻讦成白莲教造成的。

清朝早在雍正当政期间就确立了“耗羡归公”的制度，将征收钱粮时，为防止运输途中耗损而多征收的那部分赋税归公，防止官员中饱私囊。但“耗羡”自始自终由百姓承担，民间依旧清苦。乾隆之后发明的“耗羡”项目又远比其父雍正在位时要多，百姓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

鉴于乾隆时期开疆拓土的次数甚多，打仗就意味着要烧钱，单靠正常税赋之外的“耗羡”，乾隆时代的战争机器无法良好的运转。因此，在正赋之外，盐课、关税、渔税、牙税、当税、契税等又成为了清朝廷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在征收这些税赋时，一般都无定点、定额、定时，全由官员横加摊派，导致一件货物遭遇重重抽税、盘剥。困农病商，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

故而，在吃不饱饭的前提下，白莲教一打出“官逼民反”的旗号，不明真相的百姓纷纷响应。

03

眼见白莲教叛乱超出了自己原先的设想，太上皇乾隆心情惴惴不安。尽管此时的他，已经不需要像从前那样每天上朝聆听朝臣们的奏报，但身处养心殿，他仍写出了“忽忆捷章仍未到，片时那得获心宁”的诗句。

为了平复自己紧张焦虑的心情，乾隆想到了他最为信赖的宿将福康安。

此前凭借平定台湾、两征廓尔喀等战功，福康安得以晋升贝勒。此时的他，正在贵州处理苗民起义等善后事宜。

但，天有不测风云。乾隆的旨意还未送达福康安，这位乾隆后期战功最为卓著的贵族将领居然因病一命呜呼，令原本焦灼不安的乾隆更是悲痛万分。